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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卫星”的第一条新闻怎样登上《人民日报》头条?br(2

发布时间:2018-09-08 15:19:22 已有: 人阅读

  自从1958年6月遂平县高产“卫星”登上了《人民日报》,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媒体,掀起了一场竞放高产“卫星”的大竞赛,蔚为奇观。方徨报道的“卫星”纪录仅仅保持了4天,6月16日的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报道消息,湖北谷城县《王明进创小麦亩产4353斤》。过了7天,《人民日报》于6月23日又报道谷城县有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。此后新“卫星”层出不穷,到这年9月22日,《人民日报》刊登当年小麦卫星最高记录《小麦冠军驾临青海出现亩产8585斤纪录》,算是为20世纪的小麦高产“记录”画上了句号。

 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,最初赶往嵖岈山采写“奇迹”的方徨正在冷静下来。她开始认真地思考,为什么是自己,最早赶往嵖岈山去“放卫星”?待到“”风潮过去,终于有一天,她打听到了事实,当时采写的那2亩9分地产量,原来是从20多亩高产麦地里集中起来堆到一起打场的。她顿时感到心灵的巨大创痛。

  不仅如此,当时与她合作推出这几篇“卫星稿”的人民日报“三八式”老干部编辑李克林,也很快从思想狂热中摆脱出来,勇敢地站出来批判“”是“劳民伤财”、是“蛮干”,结果在1959年“反右倾”运动中受到深深的伤害。

  方徨,1926年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文化世家,大家族中有众多兄弟姐妹在抗战前后参加。她本人在1943年未满17岁参加了新四军,经历了战争的严峻考验。1949年进城以后,她成为新华社记者,先在安徽,后调浙江,参加过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的报道。

  来到河南这年,方徨32岁,14级干部,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。应该说,和生活经历都比较丰富,而且她有强烈的志向,热爱新闻工作,希望自己能成为范长江那样的记者,对虚假新闻有着发自内心的厌恶。

  1958年2月下旬刚到河南,方徨就赶往古城登封的唐庄镇,参加河南省委召开的“”现场会。因为采访发稿在路上耽搁,她迟到了一天,结果受到会议主持者批评,质问她有没有“右倾保守”思想,为什么不重视会议?甚至提出撤换她这个采访记者。把方徨吓得不轻。

  在这次全面组织和发动河南“”的会议上,方徨认识了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(不久即调往遂平挂职),一位有文化的南下干部,他安慰了方徨,并和她交流农村情况,使方徨很感激。所以当赵光从遂平打来电话,她就很自然地决定赶去采访了。

  影响方徨的还有一个原因,登封会议后的,省委第二、省长吴芝圃领头斗争省委第一书潘复生,扣在潘复生头上的罪名主要是:“反右”运动中包庇“”,认为河南没有那么多“”,从而使河南的“反右”运动前期发展缓慢;在合作化问题上,潘复生“反冒进”,主张步伐要稳妥一些;在1958年农业生产指标上,潘复生是“保守派”,认为不能把指标定得太高。结果,潘复生被打成河南“右倾保守”代表人物,受到残酷打击,被撤销省委职务,由吴芝圃在5月间取而代之,随后在全省范围内抓“小潘复生”,这就为河南“”扫清了道路。

  几个月下来,方徨清楚地意识到,河南要拼命创造生产奇迹,这是省委新任主要领导的意图,因为只有创造了“奇迹”才能印证对潘复生的批判,而且迎合了领袖的意愿;另一方面,来自北京的信息也说明,新华社总社盼望河南分社多多报来创造“奇迹”的消息。在嵖岈山那个堆满了麦垛的打麦场上,最令方徨心灵震撼的倒不是那麦垛,而是女社员一声喊:“我看你不是记者,你是保守派吧?”这句话使方徨不敢往深处追究,照着眼前景象写出了消息。

  “上有好者,下必甚焉”,嵖岈山的高产卫星,是由登封会议发端,从上到下一层层压出来的,如果没有方徨,也会有别人在狂热气氛中写出“卫星”稿。那时的媒体记者群体中,差不多人人都在抢着写“卫星”消息,即使头脑清醒者也挡不住“放卫星”势头。当时,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遂平高产“卫星”后,马上派出“三八式”记者、国内部主任金沙直奔嵖岈山而去,打算以他的笔将那里的“卫星”再好好渲染一番。金沙到了现场一看,发现了大破绽。但是他没有“抗上”,没有将挑出来,而是保持了痛苦的沉默,悄悄回到北京。在金沙身后,又不知有多少人涌向嵖岈山赞颂“卫星”和“公社”去了。

  明白了,“”之后方徨再也不去嵖岈山了,那是让她产生痛苦的地方,她对这段痛苦的反思持续到今天。

  当年写“卫星”消息的记者很多,但像方徨这样坦荡剖析自己的,毕竟很少很少。笔者从事这一段新闻史研究,能当面访问方徨老师,听她叙述往事,百感交集,心中油然升起的是对这位新闻前辈的敬重!

  其实这是我50年前干的一件荒唐事,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历程中不堪回首的一大败笔。近些年来,人们逐渐反思、正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时,差不多都要提到我在嵖岈山放的这颗“卫星”,甚至把我当成罪魁祸首。

  我开始是不服,觉得冤枉。当年若不是我的好友赵光打了那么一个电话,也就不一定是我去采访这件事,而可能是由别人来写了。总之这条消息是肯定要发出来的。

  不过后来我想通了,我那时是够幼稚的,没有独立思考,在当时那个大的社会背景下,领袖一发号召,我就追逐那个乌托邦去了。

  其实1958年“”乌托邦在1955年已经发端。那年我在杭州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,是狂热投入的,杭州工商业改造在一夜间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的消息就是我采写的。那天浙江省开大会庆贺,会后我将写好的稿子交给省长沙文汉审稿,顺便说了一句:“沙省长,你看这个稿子能发吗?”因为我有些犯嘀咕,我采访的不少被改造的小企业主、小店主,不少人心里不愿意,痛哭流涕,有的全家人抱头痛哭,有人甚至。可是我的稿子没有写这些,而是说一片拥护,敲锣打鼓愿意将财产交出来,实行全民所有制。

  沙文汉省长看了我的稿子听了我的话,抬起头来瞪了我好久不说话,最后把稿子还给我,说:“就这样登吧。”看得出来,他心里是觉得不妥当的。这件事在我心里印象深极了。1957年他被打成“”,是“”中级别最高的。

  接下来就是1958年采访嵖岈山犯的大错了。那时我如同和沙文汉省长对话一样,又问了在场农民一句:“二亩地能插那么多麦秆吗?”这就引起了随后写的《麦场上的风波》。后来我不同意李克林将通讯原题改为《卫星社放“卫星”的故事》,也说明我当时心里是有些矛盾的。但我那时主导的思想还是对“”的迷信,对虚夸的“高产”也就相信了,那消息就写出来了。

  前因后果这样一想,我也就心服了。对稿件引起的后果,我不能逃脱一个正直的新闻人良心上应受的责备,要向读者们说:对不起!以后我虽然也写过站得住的新闻,但这篇“卫星”报道实在是大错。你说我敢于面对和解剖这个错误,我就是这样想的。

  嵖岈山这条消息发出后,全国简直是“群星乱飞”。我也奇怪,为什么那时那么多人、那么多记者都写“卫星”新闻,怎么后来都噤若寒蝉,怎么不见多少人出来说清楚自己做的事情了?我最初看到关于我“放卫星”的文字是在一本《中国左祸》的书上看到的,作者说我虚夸报道“巧舌如簧”。我想不如我自己承认并把经过说清楚才好,就写了《一次难忘的教训》一文,由此引来了包括你在内的一些媒体的采访。

  我建议你再找一些这样的典型剖析一下,看看这些所谓“奇迹”都是怎么制造出来的。系统、认真地剖析那个荒唐年代的荒唐问题,将为人们留下深刻的教益。才是正确的、真实的对待历史的态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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