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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一本旅游杂志面对战争

发布时间:2019-02-11 11:47:45 已有: 人阅读

  写作者,游历者。80后,湖南人,厂矿子弟。曾供职于新华社、《南方人物周刊》、《时尚先生Esquire》。

  1937年7月的《旅行杂志》里尚闻不到战争的气味,你可以读到庐山半日游记、厦门写生纪行和张恨水的小说,在一篇《掀起了夏季欧洲旅行的序幕》的文章里,作者提醒读者,1937年是“欧洲观光年”,成千上万的游客都涌向欧洲,去观看英王乔治六世加冕礼和巴黎世界博览会,这一年还是苏俄建国20周年,将于9月间举行的戏剧节也值得关注。

  这家中国第一本旅游类杂志已经来到它的第11个年头,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创办杂志之初,以“阐扬中国名胜,发展旅行事业”为宗旨,主编赵君豪在《编辑室十年记》里说,陈光甫认为,要提倡旅行事业,必先使一般人认清旅行是一件乐事,于是决定办一种刊物。但与此同时,编辑部一开始就明确了,虽然陈光甫同样创立了中国旅行社,但杂志不是旅行社的宣传品,而是大众的读物,所以编辑是客观独立的。

  “我们的步骤,是先引起人家的‘注意’attention,”赵君豪写道,“引起了注意后,时期一长,不知不觉的便生出‘兴趣’interest来。有了兴趣,常然连带就是‘’desire;既生了,就不难‘决定’decision和‘实行’action了。”

  七月刊的重头是“全国铁路沿线名胜专号”,编者解释说,杂志创刊超过十年,国内名胜几乎都介绍过了,但若有人希望找某一条铁路线路,了解沿途景点有何特殊之处,却没有这样系统的记载。沿铁路旅行在1937年已非难事,如编者所言,“铁道的运价廉,量大,凡由它带去的旅客,必然不是寥寥几个人,至少总是几十,几百或者一大批”——1927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,开始了经济建设的“黄金十年”,铁路尤其受到重视,苏州-嘉兴,株洲-韶关,西安-宝鸡等线路均在这段时间建成,截至1936年,全国铁路完成者1.3万公里,同时还有1.6万公里在建。

  这期杂志另一篇引人注意的文章是《京滇公路周览团随征记》,1937年年初,滇黔公路通车,这意味着从首都南京到昆明的京滇公路——当时连接西南地区的唯一公路干线 日,国民政府组织政府官员、工商业者、大学教授、新闻记者等180人构成“京滇公路周览团”,乘坐近20 辆汽车,从南京出发,途经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、贵州、云南、广西、四川、湖北9 省,沿途考察,历时约50 天,行程11000 多公里,藉由媒体报道,在东部地区掀起一股西南边疆热。

  当年秋天,上海作家施蛰存接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,赴滇任教,搭乘沪杭、浙赣铁路抵达南昌后,即开始沿京滇公路一路往西行进,到了长沙,朋友在潇湘酒家请客,大盘大碗,大鱼大肉,“湘中款客,丰厚至此”,他大吃大喝一顿,“陶然而醉”,当晚回住店就闹了肚子,连续两天无法进食,到第三天才能喝一点稀粥和咸菜,朋友前来探望,给他带了六、七月刊的《旅行杂志》消遣,他重点读了《京滇公路周览团随征记》,希望了解湘西以及贵州的交通状况,为接下来的行程做参考,可惜沅陵以西的情形要留待八月刊才会刊出。

  八月,战火烧到了上海。8月14日,黄浦江上空空战激烈,枪炮声震动了《旅行杂志》位于仁记路110号四楼编辑部的窗棂,此时九月刊尚未关书,“编者在这一刹那间,很能镇定,自忖此时宛然如在火线上工作。”

  等到九月刊付印、出街,读者发现这一期的封面由以往的全彩变成了黑白,选用的照片是北平青龙桥附近的长城——中国抵御外侮的不二象征,内文还有一篇文章介绍了吴淞炮台的历史,“……在遭受欺凌的时节,我们对它更是有说不尽的期望。”

  在“敬告读者”一文中,编辑部报告,因为战事,工作停顿了两周,但决不停刊,要在紧缩条件下继续出版:

  “把本志过去的内容检讨一过,我们的杂志,除了切实提倡旅行的文字之外,又极力注意到印刷和纸张的精美……在这非常时期,如果再讲究这些,我们便是浪费,便是不爱惜物力,更是太无心肝。……因此之故,我们决定将彩色封面取消,篇幅酌量减少,美术图景,保存最前的两面……”

  一道取消的还有连载的长篇小说、旅行漫画以及舟车时刻——中国令人痛心地被战争中断了现代化进程,脚注之一就是所有的火车汽车都不可能再按照时刻表正常行驶了。末了,编者特意说明,在这非常时期,一般人也许会有山河破碎,旅行何处之感,但“中国所以至今日之地步,也就应该觉悟到从前太不注意旅行了。假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四处去旅行,则国内各地山川之形势,人物之分布,与夫国防之重要,一一有正确之了解,把爱一乡的观念,扩大到爱整个的国家,我想,国家是不会破碎的。在今日而谈旅行,并非是不急之务,确是很急切而且很需要的。”

  从10月刊到12月刊,《旅行杂志》一连三期的封面照片都是晋北的崇山峻岭,显然是为了呼应当时的山西战事,11月刊还刊载了一篇恒山游记,旅行是4月份所作,更多的是忆旧,作者乘坐笨重的大车在山间吃灰,一边怀念南方的乌篷船,一边感同身受孔夫子当年风尘仆仆周游列国的滋味。国土沦丧,忆旧的文章不少,一篇连载长文干脆就叫《忆旧游》,作者琅玕回忆了他1929年造访东三省和北平的经历。从沈阳到长春,琅玕感慨南满铁路的规划有序,又叹息:在1927年以前,中国是军阀割据的局面,谁会打算这种事情呢?他尤其注意到,到东三省旅行的日本人很多,政客、记者、教授,往来如织,往往火车一开出,看到广阔的平原就嚷道:“好一片肥美的土地呀!”

  从长春到哈尔滨,琅玕走的是人修建的中东铁路,晚上登车时,昏暗灯光中俄式车厢感觉宽大豪华,早晨起来才发现车厢其实相当破旧了——布尔什维克20年后,莫斯科已无暇顾及这远东铁路的修缮。同期杂志有一篇译稿恰是一位英国议员所写的《苏联印象记》,作者对这个新生国家的实验提供了非常混杂的信息,称赞它的工人福利很好,不管是生病还是休假工资都要照发,而且有许多休憩娱乐场所,又批评这个国家的检查和监视太多,短缺尤其令人不快。在一些更大的问题上,作者不带感情地说,人已经取消了阶级、种族甚至性别的观念,他们也不需要宗教,因为斯大林和列宁(但主要是斯大林)取代了上帝。还有一个细节颇耐人寻味,这位作者在苏联的街头只看到青年人,看不到老人,“那不外是老年的人,因为在过去二十年中,他们对于现行的不满,尤其是都变成了奉养无人的老人。于是便在贫困的摧残下,渐渐地泯灭了。”

  随着淞沪会战的展开,身处江浙的人们开始感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。11月刊登载了胡行之发自杭州的文章《警报声中一日游》。他说,抗战以来,杭州笕桥一带几乎天天被轰炸,近来轰炸区域又扩大到闸口和湖滨,“天堂般的苏杭,也不似从前的幸福了”。10月初,他和友人相约去前一日被轰炸的闸口看一看,同时游览从未去过的九溪十八涧。两人刚走到苏堤,警报就响了,只能停下来坐在柳树下小憩。等游了九溪,不免有点失望,想起故乡奉化随处都是这样的溪涧,觉得九溪“享什么盛名”,又算什么世外桃源呢?准备离开时,茶场接到电话,说外面在响警报,只好抄一把藤椅坐着,等警报解除。在这儿什么也听不到,倒真有点世外的感觉。不久,警报解除的电话来了,往外走,不到半里,被拦住,说还在警报中呢,游人也都众说纷纭,半信半疑,于是,在这山间又尝到了点儿“不知汉无论魏晋”的滋味。返城时经过之江,看到一周前刚刚建成、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钢铁大桥钱塘江大桥,红色钢铁如一道长虹,胡行之颇感自豪,可惜非常时期,无法登桥参观,那时他肯定不会知道,两个多月后的12月23日,杭州沦陷前一日,为阻日军前进,大桥的设计者茅以升又亲手炸毁了它。回到湖滨天色已晚,胡行之和朋友进了一家小吃店,还没吃,警报又响了,“呜呜似泣的悲声”,电灯随即熄灭,全市灯火管制,“天堂”落入一片黑暗中,他感叹,“何处是天堂?也只有起来打退敌人,再取得世外的桃源!”

  在岁末的12月刊,琅玕的忆旧游从哈尔滨来到了北平,他前后去过三次北平,非常喜欢,感觉到了北平,一颗心便自然舒散下来,“在东交民巷或者东长安街一个明媚的早晨,或者斜晖将远的薄暮,携着手杖散步,无论外国人或中国人,都是缓缓地行走,假如我们用很急遽的步武,就是没有样子,非但咱中国人向你注意,就连英国老绅士也有些皱眉。”他事无巨细地回忆了北平的吃穿住行种种“生活美”(譬如,到正阳楼吃烤羊肉在当时蔚然成风),又仿佛带着自责说自己也许有神经质——最后一次到北平是1937年4月,表面安宁的北平暗涌不断,他望着东郊民巷美国兵营里无线电台的红灯,心中对这故都有无限感慨,不知是悲是喜——数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,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,“小康的局面”并不能线年新年到来之际,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广州等大城市已纷纷沦陷,中国丢掉了华东和华南的国土,1月刊的《旅行杂志》发起了一次“我的故乡”的征文,一位祖籍蓝田,出生于长安的作者宣布“我没有故乡

  “战争能改变地界,也能改变血族。战争把原有的秩序打破了,让人们之间产生一种新的联系。人不要抱着死守故乡的观念,人能充实自己,即使离开故乡也能保住故乡,人没有进步,即使死守着故乡,故乡也保不住了!我希望故乡的人去游览他乡,我希望他乡的人来把故乡领赏。”也是在新年第一期,这本旅游类杂志上出现了“写作

  牯岭是著名避暑胜地,从上海前往原本公路铁路水路都非常方便,但战争爆发后道路皆成畏途,师生们搭乘汽车、轮船,又转步行,终于抵达,一路上张少微用社会学家的眼睛记录了不少有趣的细节:前往九江的轮船上有胖子瘦子在船舱表演辩论,讨论的题目是旧式婚姻到底好不好;一路许多新生活运动标语,但山路上师生们遇到的一副花轿和一副棺材却标识了“一般妇女生活的始末”,当然,这些城里人在围观别人时也被别人围观,前往镇江途中,汽车抛锚,“一般乡民皆来围观,如看西洋镜般,兴味盎然。”

  浙江大学大一学生华小剑的记述更富个人色彩,1937年9月,浙大决定大一新生全体迁往西天目山,两个月后杭州告急,全校遂开始漫漫西迁路,最终落脚贵州。在迁校未定,人心惶惶的11月,包括华小剑在内的若干位无锡同乡决定不再苦等,步行回家。他们在浙西北的山间徒步了五天,因为找不到挑夫(居民害怕被拉去充军,均深居简出),只好负重前行,曾一日之内涉溪19次,走得一腿烂泥,过城门时又差点引来守军射击,全靠归家信念才得以支撑——因为每走一步就离家乡近了一步,“想着家里人嘴角露出微笑”。这中间一位同学还度过了他的20岁生日,大家在山野里,“苦酒一盅,青菜一碗,作苦笑,一呷而尽之”。

  经过五天跋涉,他们抵达浙江长兴县,旅途近半,渐入险境,已可以听到前方战场隆隆炮响。在长兴,他们才知道国府迁都重庆,无锡江阴已成火线,再往前进犹如自入火坑,“闻之如晴天霹雳,不知所措”,最后11人的队伍,6人决定继续前进,华小剑和另外4人原路返校,返校路上大家默默不语,而想到每走一步,就离家更远一步,年纪最小的朱君放声大哭,其他人都不敢相劝,

  战争爆发近一年来,《旅行杂志》收稿困难,从1938年的几期杂志能感觉到“稿荒”,主要原因是邮路阻塞和交通危险——一篇发自沦陷前广州的游记,说那里只有几家最大的酒店受欢迎,因为建筑坚固,且在屋顶和窗外都安装了应对空袭的防炸沙包和避弹网,最惨的是那些中档酒店,一律六折,门口贴着“保证安全”,仍然无人问津,因他们的屋顶太脆弱,炸弹碎片就能穿透。另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对选题的自我限制,他们“既不忍登载过去悠闲的文字,更不愿刊录沦陷山河的图景。”

  在沦陷区旅行的麻烦事之一是要准备照片,再向当地“市民协会”或“自治会”领取通行证,还要缴费。孟才一行人搭乘汽车经过太仓,远望城墙完好,但是上面写的抗战标语都给涂抹掉了。苏州街道上最刺目的是“自治会”的,软式帽子,有一道耀目的黄边。观前街还不得进入,只有零星摊子做点零星生意,景德路成了城中最繁华的通衢,开满了日本料理店,飘扬的旗子上都写有日语。从前的苏州大戏院成了咖啡馆,大光明大戏院劫后做过一阵“慰劳皇军”的营业,现在关门了。重新开业的只有开明大戏院,演出曲目是乾隆下江南。苏州公共体育场,以前是民众集会活动地点,“记得以前在这里有许多集会演说,高呼激烈口号,现在都暂归沉寂,这里做了日军的跑马场了。”

  战争带来影响远不止这些。战前,苏州执行了六年禁毒计划,已很见成效,现在鸦片又开始公然出售了。留下的住户也重新编号,有许多“空户”,许多人家门上都贴着字条,有的写着:“屋内无人,东西已经抢完”,有的写着:“欢迎皇军”,还有的用日文写着,“当家确系良民,请日本官兵幸勿留难”,或者,“此系某亲日学者的住宅,请予保护”,等等。

  从1938年2月刊开始,《旅行杂志》陆续刊出《滇行速写》《赴滇行程》《西南各省公路联运里程表/票价》等文章,为越来越多前往西南大后方的民众提供服务。回想起赵君豪在《编辑室十年记》对游记作者的期望,除了要“能文能画能摄影”,尤其要“能导游”,也就是说要为读者提供“游程的支配,舟车的上下,食宿的的情形,费用的多寡等等”。好像没有比现在好的“导游”时机了,于是我们能看到这本杂志事无巨细地教你如何领护照(乘坐滇越铁路要经过法属越南),告诉你各舱票价、换乘方法、住宿条件,还特别叮嘱,从香港到海防要乘坐法国轮船不要乘坐英国轮船(更舒适且能行通关方便)。

  “中国的旅行杂志……特别要帮助最大多数的逃难人民的旅行。”《旅行杂志》的主笔孙福熙在一篇文章宣布。

  1938年11月,《旅行杂志》时隔一年多再次推出专号,这一次是“西南专号”,在这期的书后,编者检视了过去十二年的内容,说关注的名胜还是交通便利、路途不艰险的地方,“春天游西湖,夏天到海边避暑,秋天上天平山看枫叶,冬天在家里围炉清话,走远路是一件大事,江浙一带,尽多佳处,所以东南人士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西南山水的雄奇”

  “湖南只说了一个衡山,广西则状述桂林阳朔之胜,云南描摹了大观楼与滇池,贵州的记述,尤带一点神秘的意味”,“这实在太贫薄可怜了。”

  “如果我们不受到外族的压迫,谁还去开发西南?就是去开发,又不知道要若干几月?……现在我们是知道西南了,地方是这样大,蕴藏是这样富,风景又是永久妍丽的,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视西南为畏途了,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西南对于整个国家军事上上的重要意义了。不要小觑了这几篇关于西南行程的文字,每一个作者都有他的血泪,他的期望,和他的伟大前程!”这期西南专号刊登了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年轻学者李长之的文章《西南纪行》,李长之回顾了自己从北平到南京再到昆明,在昆明住了近一年后又辗转贵州前往重庆和成都的经历。李长之赴昆明,也是受云大校长熊庆来邀请,他和施蛰存一样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昆明的外省人,而李长之离开昆明,却很有点无奈。1938年5月,他在林语堂主编的《宇宙风》杂志发表了一篇小品文《昆明杂记》,文章总体称赞云南人淳朴,但也调侃他们淳朴到行动缓慢、没有时间观念,乃至“可爱”的地步——他举的例子是,昆明马市口世界书局的门前,总是有成堆的热心民众在瞧那橱窗里的自来水笔广告和抗战漫画,广告和漫画半年内没有换过,但民众永远不失热情,永远成堆围观。今天看这篇文章,实在只是一个文人印象式的评头论足,但在当时的时代氛围里——到云南的文化人对昆明总是恭维有加,本地媒体也愿意撷取他们对天气、人民、社会秩序的各种赞美(很大程度也的确是事实)加以刊登,而李的文章发表前一个月,滇军在台儿庄战役中大展神威,正赶上昆明人正为之扬眉吐气的当儿——结果是《昆明杂记》被认为是地图炮,口诛笔伐,最后李长之不得不离开云南大学。

  “安富尊荣的公子小姐,大肚皮老班们,一世里不想离开他们舒适的公馆的,现在……城市乡村接触了……”

  “这两种生活的接触,除非绝对麻木不仁的人,必定先在思想上发生疑问,继之以实际上很大的影响,这影响,也许是很坏的,但我们可以设法使他成为安全良好。现在的旅行杂志就是负担这个使命的了。”现在,他更号召大家打破地域观念,因为“中国是整个的,不可分的”,西南的同胞不要埋怨难民,同时难民也不要以自己的成见,蔑视当地风俗。不知道这桩公案对李长之的内心有何触动,在《西南纪行》里,他又调侃了昆明人的口音,“袁严杨这三个姓是永远闹不清的”

  “倘若让我概况一句的话,我要说这地方天然环境很好,地方的青年很好,将来会有很富生命力的发展。”“中日战事,我锦绣河山,竟被摧毁半壁。幸有西南各省,是我国的上房,是我国的内室,是宝藏的仓库,是生产丰富的田园,”

  等到这期杂志穿越战区炮火抵达读者手中时,武汉三镇也已失守,东部的海岸线被日军完全封锁,中国与国外的联系只剩下了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,抗战进入了最艰苦、最难熬、“苦撑待变”的第二阶段。属于大后方的时代线年的《旅行杂志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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